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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若恩教授谈中美贸易战的后果和美国经济结构问题

发布时间: 2018/03/28 08:53:15     点击次数:次   打印本页

一、美国不会进行全面的贸易战,一旦进行中国须有应对

当特朗普在2017年没有上台时,他的竞选平台已经提出了贸易战的概念,主要针对中国和墨西哥。根据特朗普活动中的数据,我们使用多国G-TAP模型进行了一些模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国没有做出反应,无论贸易,进出口总额如何,所遭受的损失都不小;如果贸易战是反计量的,那么总量将会有很大的损失;但是,如果通过推进“一带一路”方式实现贸易多元化,这三项指标将会大大改善。

2016年底,基于CGE模型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也对特朗普竞选平台中贸易政策取向的可能结果进行了详细的模拟研究,该平台可以细分为行业或罚款。分配到该地区。该报告主要考虑三种情景。第一种情景称为综合贸易战的情景,是基于其竞选活动的内容,对从中国进口的非石油产品征收45%的关税,对从墨西哥进口的非石油产品征收35%的关税,而中国和墨西哥相应的报复。第二种情况称为非对称贸易战情景,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相同的关税,但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进行报复。第三种情况是已经死亡的贸易战情景。由于双方的原因,贸易战在大约一年后停止了。

图1显示了三种情景中美国GDP趋势的模拟,包括基线。在全面贸易战的背景下,美国将在2019年经历衰退,失去近480万个私营部门就业岗位。经济衰退最严重的部门是高速驱动和齿轮制造业,就业率下降10.2%。该报告强调,贸易部门不一定会出现损失,但在许多与贸易有关的部门。事实上,从产业链或投入产出关系的角度来看,这很容易理解。从图1可以看出,最高的GDP增长率实际上是基本情景,最差的是全面的贸易战情景,中间是中间死亡的贸易战情景。

图1三种情景下美国GDP趋势的模拟

资料来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6年研究报告。

根据图1,可以判断美国不能进行全面的贸易战,否则就会承受经济衰退的压力。当然,上述结论的前提是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该报告由彼得森研究所的几位专家撰写。他们长期致力于CGE模型,其结果仍然非常可靠。此外,报告还提到特朗普提议在竞选期间退出世贸组织。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在20世纪30年代重返斯穆特 - 霍利时代。当时,美国对2000多种产品征税,导致贸易量下降50%。许多学者认为它导致了大萧条。现在看来,它仍处于贸易战的早期阶段,因此上述结果可被视为美国贸易政策的最终结果。

二、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导致其贸易赤字产生

考虑一下美方出现的贸易逆差。美国继续产生贸易逆差,因为它无法出售,这与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关。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表示,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共有6万家公司离开了美国。这是经济分析中的商业环境问题。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为什么有些公司想要离开美国,为什么美国有些东西不能卖?这仍然必须归因于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根据毕马威2016年的报告,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完整的框架分析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框架(指标体系)包括劳动力成本,设施成本,运输成本,公用事业成本,资本成本和一系列与税收相关的指数。从商业成本的角度来看,欧洲国家,墨西哥和加拿大一般都低于美国。因此,美国的商业总成本相对较高,这也与美国的国际竞争力有关。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看,美国几乎是最高的,高达10万美元,其他国家低于美国,甚至日本只有8万多美元,加拿大只有7万美元,墨西哥甚至更低,中国的数字是肯定的,它远低于美国。最具指示性的指标是单位劳动力成本,这是从劳动生产率中消除总劳动力成本的结果。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非常快。无论是基于本国货币还是美元,这两个数字的结果对于美国来说都是相同的。这显然不利于美国的贸易。但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异反映了汇率变化的影响。

从税收的角度来看,美国现在减税,毕马威的分析揭示了减税前的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包括英国,荷兰和墨西哥在内,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相反,德国高于美国,但德国制造业显然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与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直接相关的税收水平在美国并不算太差,处于中等水平。

总的来说,单位劳动力成本高可能是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低的主要原因。成本高,效率不高。劳动生产率反映效率。相对来说,税收因素并不是很重要。

三、美国经济存在若干结构性问题

结构问题不是一个完全问题。这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政策问题,GDP增长问题或通胀问题(CPI)。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美国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短期问题,而是中期和长期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显然是华盛顿圈外的人。他最初并没有受到共和党的欢迎,但他实际上可以加强,这是美国社会发生的事情。与变化有关。

美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是,虽然美国目前的失业率非常低,40年来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但劳动力参与率实际上非常低。如果将这两个数字合并,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就业人口比率是历史上最低的。换句话说,考虑到劳动力参与率,虽然美国的失业率很低,但社会就业形势并不好。此外,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Angus Deaton对美国非西班牙裔白人死亡率的研究,所有发达国家的死亡率都有所上升并处于较高水平。可以想象其背后的原因与某些药物的过度使用有关。

收入分配问题也是典型的结构性问题。从皮凯蒂教授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可以看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明显上升。当然,更多的学者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Saez和Zucman,他们在收入分配和金融分配领域非常活跃。他们正在研究美国财富不平等的问题,并发现不平等的趋势也在上升。早期的理论认为,财富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结果,现在看来收入不平等是财富不平等的结果。由于财富,富人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实现收入的大幅增加。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视角。 Saez教授和Zucman教授最近非常活跃。他们正在许多国家进行类似的研究,例如欧洲国家和美国。

基于绝对收入流指数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几代人之间的流动性研究。一篇经济学文章,根据国际科学期刊的最高科学水平出版。流动性是美国的典型问题,即儿童是否能比父母更好地生活。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儿童通常比父母生活得更好。在中国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但对美国绝对收入指数的分析表明,绝对收入流动性自1940年以来急剧下降,特别是对中产阶级家庭而言。因为美国梦的特点是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更好,所以文章认为这种现象是美国梦的失败。

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债务问题。从美国成立200多年来政府明确的债务数据来看,政府在2014年之后的明确债务几乎达到了战争的水平。从图2中可以看出,尽管预测数据是在2014年之后,但现在显然是正确的,并且实际数据可能略高于当时预测的数据。显而易见的债务状况对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美国债务上限不断调整,现已达到三个月的水平。也许有一天它会被取消,因为如果经常调整它就没有约束力。最好取消它。也许在2018年3月,美国将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问题。随着债务存量的增加,支付的利息正在增加。经济增长将导致财政收入大致同步增长。如果财政收入的增长低于利息支出的增加,这将进一步加速债务水平的上升。

图2自1790年以来美国的明确债务水平

长期债务通常并不能真正回报,但债务却在不断增加,政府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问题是长期债务需要得到回报。目前的利息成本在美国的财政支出中已经非常高,因为债务存量越来越大。接下来的两个因素将使美国非常尴尬。首先,美国债务正在增加。其次,债务票息率正在增加。这就是所谓的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它是美国利率的基准。金融活动都与之相关。将来,两者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零件将会丢失。从图3可以看出,美国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的最后一个低点是1946年。这一时期的最低点是2016年,利率曾一度降至1.36%。国债的最高利率基本上是里根总统。在阶段前后,利率超过15%。如果利率上升,可能会引起股市的大幅波动。 3月11日,美国10年期政府债券利率约为2.9%。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总的来说,可以估计趋势正在上升,因为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在收紧,而美联储正在减少政府债券的购买。购买美国国债包括四个部分。美联储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个国家有外国政府和一些买家。

图3自1790年以来的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

最后一个结构性问题是所谓的隐性债务问题。对于美国的隐性债务水平,每个人计算的结果都不一样。通过比较四位经济学家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近似的范围。最高的是金融科学家科特利科夫的计算。他认为美国的隐性债务现在超过20亿。这个数字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作者的解释是,如果未来是基于无限的未来,美国的隐性债务水平如此之高。在其他经济学家的计算中,最低的数字是50万亿,四项计算在50万亿到200万亿之间。即使是最低的50万亿,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四、全球经济动荡环境下,中国应当发挥“长板”

中国如何能够免受全球经济动荡的严峻考验?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谈到了中国的缺点,并谈到了中国的长板。我认为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很好的基础,所以它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首先,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其次,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国际比较来看,我认为中国现在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比较优势,必须保持这种优势。第三,从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中国政府拥有约100万亿的净资产,这是我们看待中国问题的重要参考。第四,从中国的隐性负债来看,根据我们自己的计算,中国的公共养老基金将在2031年左右出现缺口。如果做出财政补贴,2033年后就会出现差距,因此会产生隐性债务。潜在风险是可控的。此外,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的最新研究结果,中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很糟糕。应该说上述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基础知识的非常值得称赞的地方。

最后,Allison在新书《命中注定的战争:美国和中国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谈到了所谓的“Thucydide陷阱”。通过案例研究,作者总结了过去五百年来六大卫国与崛起大国之间斗争的结果。结论是12次战争结束并且和平结束了4次。书中介绍的历史经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必须避免局势失控的结果。

提出了中国应对战略的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为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威胁,中国应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以维护中国的对外贸易多元化。第二,在中美贸易战初期,必须有相互反击的手段。目的是让对方明白贸易战对双方都有害,从而可能导致贸易战的崩溃。第三,我们应该继续确保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优于主要发达国家。第四,虽然我们不承认“修昔底德陷阱”,但美国有不少精英承认这一点。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很多方面的摩擦可能存在很长时间,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例如,影响会影响国防开支与其他支出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更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十大网赌网址数量经济与商业统计系教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